有一次，郑嘉励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资料室翻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是宋史研究的必备书。他发现，只要出现“岳飞”二字的地方，底下都会画圈，密密麻麻，圈圈圈圈。
1979年5月，以浙江省博物馆历史部为基本力量成立了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此时，还没有“研究”二字。刚从博物馆分出来的考古所，没有一本书，文保室只有一个人。浙江省文物局副局长郑建华记得一句比喻，这一个人像老鸡孵小鸡一样，慢慢孵出了一支队伍，把全省的队伍也带了出来，推动了浙江省文物保护的发展。
1984年到1993年，他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再往前，他是省考古所的前身——1950年成立的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里的第一批年轻人，浙江第一代文物考古工作者。
如果关注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周日人文读本的读者，大概会记得，去年4月，我们写过一个长长的文化故事，叫《浙江考古“前浪”传说》，讲的就是他的故事——这位浙江省文物保护事业的奠基人——没有之一，这是7月14日下午，在杭州的一场研讨会上，我听到最多的一个补充语。
这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一个几乎消失在历史讲述下的人；一个不“有名”的人——儿子“小王”王群力的名字，在今天比父亲有名；一个和主流关注点不匹配的过去的人。
23年之后，他的同事、学生、家人，第一次坐在一起，从下午2点聊到了5点半。
王群力哽咽，拿起毛巾擦眼泪。“父亲已经去世了23年了，大家还这么记得他。我很震动。”
杭州孔庙保存着南宋石经、五代石刻天文图以及其他许多珍贵的碑刻，却被杭州美术公司占为工场，有的碑刻被砸毁，有的移为他用。王士伦经过多方面的力争，做了大量工作。终于使该工场迁走，并提出建设杭州碑林的计划，得到国家文物局的支持。
1972年，绍兴鲁迅故居前面的房子被拆，拓建城大马路，兴造起现代式样的鲁迅纪念馆。“我当时是竭力反对的，并作了多次紧急报告，都被当时的省革委会政工组否定了。”
否定，没关系。王士伦毫不退让。他转换思路，开始研究“气氛保护区”，文保文保，不只是保护一个单纯的古建筑，必须和所在地的历史联系起来科学衡量价值。
“杭州市想把龙兴寺经幢搬到灵隐，我却认为这座经幢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本身的价值，而且是研究杭州唐代城郭的重要坐标之一，不同意搬迁。”
龙兴寺经幢，现在依然在延安路灯芯巷口，外有凉亭遮风挡雨。这座杭城现存最古老的地表建筑，建于唐开成二年（公元837年），距今1183年，在老地方诉说着杭城当年的市井繁华。
杭州白塔，有些大学的建筑专家主张搬迁，杭州有关部门搬迁白塔的呼声也很高，“我却认为不仅白塔是文物精华，而且它又是白塔岭的坐标，对确定宋人诗中提到的白塔桥的方位，以及研究五代吴越子城的历史，都具有重要意义，不同意搬迁。”
他提出了浙江省第一、二批重点文保单位名单100处，构建了浙江文物史迹网。他考证岳飞墓的真伪，负责主持重修岳墓，在墓道两侧发现两具石俑，论证了他的观点，成为岳飞墓“以礼改葬”最重要的实物证据。
每过几年，王士伦就会组织办一次“文物古建筑保护培训班”，千方百计把这些高中生送出去学技术，学科学。飞英塔里，走出了浙江最早一批古建筑测绘人才，后来，他们成为了各地的古建筑骨干和专家。研讨会上，他当年培养的学生，来了很多，我们或许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你一定知道他们修的国宝——六和塔、胡雪岩故居、保国寺、阿育王寺、天童寺等等。
我从高中毕业就到王老师手下工作，文物是什么？那时候听也没听说过，更谈不上专业训练和了解。第一次在培训班上听到文物考古，听到吴越史迹的研究，对王老师这一课特别感兴趣。我直接找到王老师，您能不能收我，我想学这个。
我印象最深的是调查慈云岭，大夏天，四五个人，包括杭州市文保所的两位老师，天非常热，我们带着面包和矿泉水，走一天，最多找阴凉处靠一下，马上开始调查。白天调查、记录，晚上看书。王老师会关照我们学翦伯赞的宗教史料，关照我看史岩先生的石窟造像的书。他是我职业生涯的领路人，第一个老师。
除了打基础，王老师不断送我们出去培训，我参加过三次培训。王老师说，慢慢把你们的专业知识补起来。先去华东培训班学习中国通史，还没完全结束，就叫我回来参加考试，送我去清华培训古建筑。他站在全省文物保护事业的角度布局，培养我们年轻人专业基础工作能力。
那时的中国的文物工作处于复苏的状态，朱家济先生去世后，就是王老师一个人支持这项工作。我们这些年轻人来了后，得到了补充，所以一有机会，他就送我们出去培训，一年、两年，甚至时间更长。他成就了我们这些学生，成就了浙江文物保护的事业，打下了基础，培养了一批专业人员。
文物保护，首要的工作就是保住实物，考古所很多老前辈是我们的榜样。不管是地面还是地下文物，都为抢救文物力争过，拍过桌子，几年如一日坚持。在我自己职业的后半段，越来越觉得，做文物工作要有专业能力，更要有对事业的赤诚之心。没有的话，有时候很难坚持。
在王老师身上，我没有见过他退缩，总是非常坚定要抢救。碰到文物价值不清楚的，就自己先研究。
杭州中河桥的讨论会议，他在会议上力争，提了很多价值，但是，当时的会议上已经没有讨论的余地了，老先生抓起我的手：走。
要么坚持抢救下来了，要么眼睁睁看着它消失了。他经历的年代比我们更为艰难，却始终如一的坚持，我到后来才慢慢体会到他的坚持。
文集里的很多文章，是他在出差路上写的。从杭州到绍兴，一个多小时火车，小桌子摊开来，他就开始写稿子。
他不保守，一直到他去世以前，随着文保事业的发展，文保观念的提升，他始终以积极的态度去吸收、实践，做出自己的判断，然后跟我们讨论。
我们在清华学习遗产保护，他听到国外遗产保护的理念和做法——哦，还有这种做法，你们把材料给我看看。
他总是说，你们先试试。我们回来修了两个塔，跟原来的工作方法有些调整。在老先生的指示下，有了一次试验和实践，他很认可这种方向，鼓励我们接着试。他参与了90年代六和塔的维修，支持清华的方案，进行了设计，方案讨论，工程管理，现场的管理以浙江为主，王老师融进了很多精力，吸收了新的理念，也提出了浙江的地方做法。浙江的文保事业走得比较远，离不开对他新事物新观念的敏感。
我跟王老师接触20多年，他是浙江省古建筑维修的领路人，可以说是第一人。我参加过王老师组织的培训班4期。第一次参加绍兴培训班我觉得很奇怪，王士伦带着张书恒等一批高中生到绍兴。我在省里参加培训若干次，但古建筑专业维修和保养保护这个专业在绍兴开课，很惊奇。
他对专业严谨，90年代初期，有一次省里开文物局长会，他把各地区文物干部搞文保的测绘的草图都挂了出来。
第一个，老同事。我是1973年“归队”的，两个办公室，他在外面，我在里面，整整8年。读书时，我对浙江的情况不太了解，在文澜阁资料室看书，王士伦的文章最多。我们都姓王，比较谈得拢。他叫我阿达，我叫他老王。
他愿意叫我帮他做点事——阿达，空伐？你来。我们一起去了浦江龙德寺塔、郑宅，还有飞英塔验收。
再说老领导。王士伦当所长后，做了改革，他的步伐跟上了。我们文博系统思想有时候并不解放。他的办公室不到6平方米，放了一张钢丝床，那次他跟我谈话：阿达，你当室主任，有困难找我，其他事情你去弄好了。
1986年的良渚反山遗址、1987年的瑶山遗址，得到了“七五”期间十大考古新发现。1990年的汇观山遗址、1992年莫角山遗址，也是十大考古新发现，这四次，都是王士伦所长在任期间获得的。之后，要到2006年才有良渚古城获得十大考古发现，这中间，差不多有20年的缺环。
如果要说原因，我觉得一个是改革，第二，放手。他不会指手画脚，而是放手让业务干部做好你的专业工作，不要去干预太多。我们考古所现在的骨干力量，方向明等，几乎都是在王所长那个时候进来的。
我们原来太熟悉了，免不了有些争争吵吵。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他不让步，我觉得很好。不一定谁对谁错，但经常会为一些原则性问题和我们争起来，跟他提反对意见，他绝对不会记仇，这对做具体业务，没有坏处，是一种激励，让你去思考。
王明达先生回忆这张照片，一定在1986年以后，因为此时所名已经有“研究”二字。左起：牟永抗、刘军、王士伦、姚仲源、和佐喜（日）、陈文华（农业考古主编）、菅谷文则（日）、王明达。
我以前是木匠，在金华修天宁寺，王老师发现这个年轻人很努力肯干。第二年，在天宁寺工地上让我管理60个人。作为特殊人才，王老师把我特招进文管会，让我一门心思做古建筑。
为什么这么说？从朱家济先生开始，对文物的理解，是史学到金石学，而他是科学方法和科学技术，引进西方的技术，比如测绘的方法，构建文物保护理念。所以，他也是浙江古建保护的奠基人。
对南宋皇城的研究，他的研究方法，是用物来证史。实地调查，请东南大学的朱光亚做一件事，研究文献，文献记载上的建筑，能不能放在实地上？历史的地形，高的地方只会低下去，建筑能不能落下去？这是用物来证史。
1978年，我和王老师认识了，我们办公室的老同志带我去见王老师，他说，王老师是浙江省最权威的文保工作者。这句话，我今天也不会忘记。
有什么事，就找王老师。哪里不懂，就找王老师。他确实是浙江省文保事业的奠基人，这点很重要。
王老师要去哪里调查，就会喊我一起去，舟山、宁波、温州、杭州凤凰山，都带我们一起调查。说起来感觉没几年，其实几十年过去了，但印象很深。浙江省所有搞文保的人，可以说，都是他的学生。
我写了一个一万多字的文章，他看了半个多月，还去现场看，我很感动。他说做文保要会写报告，要懂古建筑，要懂维修，这就要实践，要到现场去，这是很要紧的。因此，浙江文保今天有一点点成绩，都跟他分不开。
他跟我说，要三勤，第一，脚勤，经常跑乡下，多看东西。第二，眼要勤，路上要看，要学会发现。第三，写文章，你写你的，不要踩到被人的背脊上去，要有文德。
1987年开始，他要写浙江民居的东西，给我的课题是古戏台。跑了金华、衢州、龙游等地方。他整天走，我们怕累，也不敢说。有一次在龙游调查一个明代的戏台，楼梯什么都没了，有题记，他借了梯子爬上去。他每次都这样，看到梁上有题记，马上爬梯子。他不允许我们学生浪费时间。晚上要写调查报告，写得不好没关系，工作再忙，他也会帮我们修改。
他说，你必须每天晚上平均至少4个小时的学习和做笔记，他要检查。有一次在侍王府，他看到我在打毛衣，说时间浪费多可惜，你去买羊绒衫，没钱我给你。
他说，你跟我们群力差不多，人聪明，但不像我这么刻苦，什么叫刻苦？常人受不了的苦，才叫刻苦。除了结婚那晚我没看书，每天晚上都在看书。他说，人为什么没有两只翅膀呢，又聪明又刻苦。我没考杭大，他就打电话骂我，你不要好。我后来又去考了。
他经常拿纸当黑板，这些小纸条我也留下来了，而且现在写文章还能用上，说明他的观念很超前。去年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在金华开会。去看一个石构建。我说文物古迹这个提法不科学，会受到时间的限制，近代史就进不去了。而王老师在1987年就提出了：文物史迹，这是观念的革新。
我翻到文集中的一张照片，1979年在龙游舍利塔，高领、衬衫，我当时陪着。我们认识是这样一个场景，而我也记得最后的样子，他穿着背心、背带裤，讲话的时候，会啪嗒啪嗒，弹这个背带的动作，我一直记得。
1984年我在种田，“二普”整理资料没人，我的老师让我去帮忙，做临时工，我当时一点都不懂。中间一次验收，王所长作为专家到衢州来验收。临时工不参加开会，他却提出来，要见一见具体做事情的人，他肯定了我们的工作成绩，做的不好的，又跟我们直接提出。最后一次验收，他再次表扬，再次要跟我们见面，这样总有两三次。
后来，他对我们的博物馆馆长说，你们博物馆成立了，没有人，这些人有基础，有兴趣，尽可能不要让他们回去，把他们留下来。我有了稳定的工作。这些事是后来我听馆长讲的。
后来，王老师只要来衢州，一定会问，他们几个人的房子有了吗，晚上还可以让他们看看书。
修宁波阿育王寺，王老师来给我们讲课，他说，你们修复的是祖宗的文化遗产。我本来以为我修复古建筑是为了赚钱，才知道是保护文化遗产。
当时考古所设计了塔，宁波连搭架子的都找不到。我做了一个方案，他鼓励我，这个太好了，就这么做。我现在敢于去研究，敢于去创新，都是受益于当年王老师的鼓励。他说，你要成为一个专家，有三句话：基本功要抓起来，要多去看看别人的优点和经验，各个地区的风格和艺术也要学习。
修阿育王寺西塔时我们碰到一个问题，塔刹没了，停工很久，找资料，到处征求意见，却没有好办法。他说，飞来峰的造像上，可以找找依据。我马上就去找，拍了照片回来给他看。他说，对对对，就是这个。
他是浙江传统工匠走向前列的指路人。他说，你修复的古建筑，就是我们研究历史发展的依据。他的理念，在现在看来，依然很先进。
我印象最深的，王老师在医院手术，我们轮流值班照顾。每次去，他都要问单位的工作，你在忙什么？
常常想起王老师穿着背带裤的形象，你跟他说话，他头也不抬的，但他考虑事情非常周到，心很热，想得比你多。
王老师的涉猎很广，后来转到浙江的文物遗产保护，他对自己有追求，从史迹，到专题，他的专业功底在浙江无人及。他对浙江文物保护事业的构架和体系的建立，功不可没。
1982年，修飞英塔，是浙江首个由本省自己的力量承担测绘、设计、施工的大型文物保护项目（记者注：国家文物局审检批准拨款100余万对飞英塔进行大修，由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勘察、测绘并设计方案。）
他建立了浙江文物保护工作的框架，带动了事业，培养了人才，一步步干了起来。1984年下半年，“二普”的野外调查结束后，1985、1986年复查。王老师召集我们讨论，要做一件事，复查并结合专题调查，探索文物保护和利用，如何做保护规划，如何把城市和区域中的散点串起来？
他列了20个题目，在宁波和绍兴开展，从1985年开始，不仅复查那些点，更重要的是做课题，如何保护利用。20个题我们完成了12个，他已经在实践自己的文物保护理念。比如：河姆渡遗址的保护办法和开发的可能性；宁波地区古代窑址的保护和开发；宁波地区海防遗迹的保护和利用；有关反映绍兴水乡风貌的文物史迹的保护和利用，越国文物史迹的保护和利用，等等。
在他的思想、实践和带动下，浙江各地在推荐文物保护单位的时候，始终贯穿的还是他的思路，所以我们的省保单位类型很丰富，在反映文物史迹的概念上，类型是最全的。
我是一个工人，后来才调到考古所。第一天上班，到王老师办公室报到。他说，你现在的任务，是把你父亲照顾好，能来上班就上班，有空可以看看书。
我父亲1983年10月去世。他叫我去学考古，参加培训班。我就很纳闷：我们搞文保的不需要考古。他说，我们搞文保不仅是地上，地下的也是，你要不要保护它？要不要做遗址的保护？你要能够看得明白这些考古遗迹的基本情况。我们搞文保的知识面要广。
所里所有的报告总结全都是他写的，根本不需要我们写。他总是在写。我说你笔头这么快，我写个东西绞尽脑汁也写不出几个字。他说，做我们这个工作，就要勤快，多跑多思考多写，你光看一圈回来，拍两张照片，没有用。我们这个工作跟其他行业不一样，就是实物和文献的结合。
在飞英塔前。第一排从左到右：王明达、王士伦、湖州修塔办主任、祁英涛、杨晨钟（省考古所第一任所长）、纪友明（修塔办）、修塔办门卫
王老师对图书资料工作非常重视，考古所的资料室能发展到现在，王老师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经费和人员，他全力保证。考古所当时没什么钱，但大部头的书，重要的书，线装书，他全部买来。资料室第一任主任王涟漪老师每次都会提到王老师对资料工作的重视，对她个人的关心。
父亲已经去世了23年了，大家还这么记得他。我为什么这么感触，今天来的长辈都是父亲在世时经常会说起的人，他天天在我耳朵边说你们。
他的内心有两个对标。第一，他以我的处境，感同身受地关心这些年轻人。我当时待业，没有工作，他觉得年轻人没有机会学习，你们今天有这个机会，要珍惜。他不会讲出来，但内心会这么想。
但后来回到家后，他老是拿你们各种努力的事情来鞭策我（笑），哦哟，这个压力是很大的。比如说起黄滋，那个小木匠居然把房顶都给拆下来了！居然有这种人的！
他的威严，在家里表现得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对我期望甚高。我妈有个笔记本，每天摘录我的劳动、学习、休息，还要打分，属于那时候的KPI，望子成龙，下手很重，期待很高。
今天的考古所给我很深的印象，传承的文化，尊重的文化，对每一个专家一视同仁，不忘记他们做的每一点贡献，对我触动很大。我自己创办了“城市秘密”，我发现，有太多城市的秘密需要抢救、记录和保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已经成为一个IP,一个地标，一个文化堡垒，一个文化宝库。从1979年到现在，虽然建所时间不长，但文化层特别丰富，它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思考和发现。
考古所有一个资料库，如果其中能够对每一个学者的思想成果、人生轨迹，建立一个资料库，50年以后，就是一个巨大的宝库。
文物保护要建立一套范式很不容易，我们应该让全社会更多的人，由考古所的故事得到更多的人生启发，像美院，已经研究得很透，潘天寿、林风眠的精神直到现在，依然在继续释放，变成一种文化能量，赋能到这个时代的发展，不仅仅是专业领域，而是整个社会。
考古专业、文物事业为什么今天那么风生水起，令人敬仰，因为这里面的每个人都是多方面的，不是书呆子，考古所对文明的贡献巨大，是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
“非常稀罕，好像是初中毕业，爸爸以为我必然要上山下乡去了，在最喜欢最熟悉的西湖边，一家人经常合影的地方留影。
我只说一个例子，刚才看了文集里王老师写的《金华万佛塔塔基出土文物》这一篇，1957年元旦开始工作，1957年5月《文物参考资料》就刊登了简报，1958年就出了薄薄的册子。这是一组数据，值得每一个考古人学习，最后，我们所有的工作是需要用文字来体现的。
考古所在环城西路时，有次王老师开会时讲，考古所有一件事做得很好，大家都叫老师，不用职务来称呼。
这是值得学术单位深思的，一家科研院所如果不坚持以学术导向为发展目标，这条路是走不长也是走不宽的。
王先生身上，有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在他的后辈身上得到了延续，王群力老师又成为了他父亲一样的人。
一个学术团队，如果是一个有学术命运的共同体，必须有一个学术传统和目标的构建。我们把王士伦老师认为是浙江文物保护文化事业的奠基人，这样的评价一点不过。浙江省考古所的文保室把王士伦老师当做祖师爷，一点不为过。他创造的一种学术架构，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这个接力棒，今天传到了我们手里。如果我们是一个有共同命运的学术团队，这个构建是必须要有的。
读王先生的著作，你会发现，他的涉猎非常广泛，他是一个有庞大好奇心的人。今天我们认为的大课题，他几乎全部涉猎，汉墓、吴越国、佛教文物、南宋临安城、铜镜等等。他每天都在学习，到最后，他的学术使命才聚焦到开花结果的文物保护体系的建构。
这跟他的勤奋有关。他当年写这些学术文章，和今天不能比。他写喻皓(浙东人，北宋初的一名建筑工匠，主持建造汴京开宝寺塔)，引用到一本叫《杨文公谈苑》的书，今天很常见，但那时候要开介绍信，到国图去查阅。
王士伦先生(1929～1998年)，先后供职于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保护室主任、副所长、所长、研究馆员等，对浙江文物保护事业贡献卓著。在其四十余年的职业及专业研究生涯中，共发表专业论文等百余篇，专著12部。
文集共收录44篇文章，分为“事业综述”“文物考古”“古建保护”“吴越史迹”“古代杭州”五类，这个分类基本能反映作者职业生涯的业务轨迹。由于基本都是已发表的论文，年代久远，有些照片已无法与原文所采纳的照片完全对应，只能用相关照片替代。